人口特区翼城试验(2)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试点开始后,这种严重的对立情绪得到了缓解。“过去说只生一个,老百姓实在是无法接受。现在说能生两个了,大部分人就觉得这还差不多。只要你让我
试点开始后,这种严重的对立情绪得到了缓解。“过去说只生一个,老百姓实在是无法接受。现在说能生两个了,大部分人就觉得这还差不多。只要你让我生两个,哪怕多间隔几年也行。”高玉兰说。
龙华镇党委委员张国峰是二胎政策的受益者。他本人是城镇户口,妻子是农村户口,拥有一双相差10岁的儿女。他认为自己赶上了好时机,当时政策允许,如今,夫妻一方是农村户口的不再享受二胎政策。
“虽然两个孩子相隔很多年,可还是有个盼头。这个政策等于给农民吃了定心丸。而且家庭生育也有了计划。生完老大之后可以考虑怎么把家庭经济搞上去,到了年限再生二胎。不像其他县的,光想着怎么偷生,根本没有计划。”
效果出乎意料
农民欢迎只是一个方面,试点效果到底如何?能否真如预测的一样乐观?很快,翼城县的人口数据给包括梁中堂在内的各方人士一个满意的回答。
根据统计,1982年~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山西省增长了28.4%,临汾市增长了30.4%,翼城县仅增长了20.7%。
而在出生性别比这个重要的人口学指标上,翼城县也表现出色。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0岁组的人口性别比全国为117.8,山西省为112.8,临汾市为114.3,都高于103~107的正常水平。而翼城县的出生性别比却在正常水平之内,为106.1。
从1985年底开始,翼城县出色的人口数据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据杨俊莲介绍,她1985年11月去陕北参加计划生育工作会,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散会后很多人跑来找她问,希望自己也能实行这个政策。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把临汾市相关负责同志的热情也鼓动起来。据当时的翼城县计生委主任冯才山介绍,四普之后大家情绪比较乐观,冯才山多次陪山西省的领导到北京汇报工作并提出推广的建议,但最后这个口子还是没开。
梁中堂认为,翼城试点没有被推广并非意料之外,因为本身试点的开展就是一个偶然叠加的结果,不具备可复制性。
翼城试点并不是全国唯一的二胎试点。在1988年之前,全国一度有包括甘肃省酒泉地区在内的13个试点单位。后来除了翼城之外,全部被收回。收回的试点中也只有甘肃酒泉在十年之后再度恢复。
“我觉得这个政策是目前的最佳选择。即使连城镇一起都实行了,也超不过指标。”杨俊莲说。
杨俊莲所说的指标是指当年实行二胎试点时,翼城县所做的人口中长期预测,全县人口在2000年不超过30万。实际数据是,2000年翼城县人口为29万人。
不过,这一政策的发端者梁中堂并不认为它是目前的最佳选择。这位人口学者敏锐地发现了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政策背后已然出现的隐忧。
社会在变化,人的生育观念和行为在改变,如果政策一成不变,就很难适应新的变化,最终导致被动。
这个忧虑就是,在实行二胎试点的翼城县农村,越来越多的“80后”和“90后”选择只生一个,退掉二胎指标的人越来越多,总和生育率已经低至1.78。虽比全国的生育率水平略高,但大大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
时代变化难以复制
38岁的丁瑞玲是唐兴镇计生服务站工作人员。龙华镇现有居民1万多户,其中独生子女1200多户,大约占10%。2005年开始山西省规定,第一个孩子10岁之后,如果确定不要二胎的,可以退掉二胎指标,奖励5000元。2011年,全镇退二胎指标10户,2012年刚进3月就已经有23户。
“现在大家的生育观念都变了。有的是婆婆想要,但是小夫妻不想要,那就随人家年轻人的便。”丁瑞玲说。
丁瑞玲有个14岁的男孩。虽然符合生二胎的政策,婆婆也很想她再生一个,但丁瑞玲坚决不想生。
“工资不高,养个孩子花费多大啊。别看这小县城,一个孩子,可不少花钱呢。”丁瑞玲说。
独生子女家庭属于高风险家庭,这个丁瑞玲也明白。她告诉本报记者,不久前她所在的镇有个18岁女孩得了白血病,后来死了。这件事对身边的人有所触动。但尽管如此,很多人还是不愿意生二胎。
37岁的唐兴镇南寿城村村民马增霞也不愿意生二胎。她的独生女儿刚满11岁,上五年级。跟丈夫商量好之后,他们2004年就领了独生子女证,现在又刚刚退了二胎指标。
自愿放弃生育二胎的朱月兰现在的心情有些复杂。现在她最担心的就是养老问题。丈夫和儿子都没有稳定工作,四处打短工。当时想着一个孩子能集中精力培养好,没想到儿子不爱学习,高中都没毕业就辍学了。虽然少生了,也没快富。现在她和丈夫除了村集体经济分红之外,固定的一笔收入就是每人每月60元的独生子女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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